民国三年（1914年）2月，获得学士学位；4月1日，受留美学生会会长郑莱之聘，任该会哲学教育群学部委员长；5月9日，凭借论文《论英诗人卜郎宁吟之乐观主义》获卜郎宁奖；5月20日，辞去世界学生会会长职务。

民国四年（1915年）9月20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约翰·杜威；11月，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初试”；同年，论文《非留学篇》刊登于《甲寅杂志》。民国五年（1916年），开始尝试创作白话诗；8月19日，提出“新文学之要点”。

民国六年（1917年）1月1日，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刊登于《新青年》二卷五号；同月，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也把《新青年》从上海迁来北京编辑。他帮助蔡元培罗致人才，在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表达了想要让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与之共事的希望；4月17日，胡适完成博士论文；5月22日，进行博士学位最后考试——口试；5月23日，改定论文《先秦诸子之进化论》；7月，从美国返回；9月10日，到北京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进入北京大学之后，直接参与《新青年》的编务活动，与陈独秀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也向蔡元培推荐人才。

民国七年（1918年）初，《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扩大编辑部，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六人轮流编辑；4月，胡适的论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在《新青年》四号四卷上；同年，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北京大学日刊》编辑、哲学研究所主任、英文科教授会主任等职位。

民国八年（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也因政治的助力，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汇集成了全国规模的伟大文化革命的洪流。胡适和陈独秀大力倡导五四运动，二人成为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员，但相比较于李大钊、陈独秀，他较为温和，不怎么坚决武断。

民国八年（1919年），论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月20日，北京大学开学，代理北京大学教务长；同年，接办《每周评论》杂志，发表论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民国九年（1920年）2月，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7月27日，完成论著《〈水浒传〉考证》，这是他第一篇重要的小说考证。

民国十年（1921年）3月27日，完成论著《〈红楼梦〉考证》初稿；5月21日，与丁文江等人讨论组织“努力会”并起草章程；年底，文集《胡适文存》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民国十一年（1922年）3月21日，《国学季刊》杂志编辑部成立，任该杂志编辑；5月7日，参与《努力周报》杂志创刊工作；5月14日，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在《努力周报》第二号；9月25日，出席教育部召集的学制会议；10月11日，以北京教育会代表身份参加在济南召开的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议，会议期间被推主拟学制草案，此案由总统教令公布施行。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杂志创刊，胡适任编辑委员会主任；4月1日，在《读书杂志》第八期发表杂文《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3日，写信给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张国淦，就北京警察机关禁售《胡适文存》与《独秀文存》的问题提出质问；同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参加“善后委员会”；2月13日，北京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通知胡适，推荐他为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4月，被中华全国村市建设协会聘为哲学顾问；8月31日，写成杂文《爱国运动与求学》，发表在《现代评论》二卷三九期。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1927年2月4日，到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手续；6月，被选为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基会的董事；同月，与徐志摩等在上海龙华路开办新月书店；8月，受聘为私立光华大学教授。

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10日，《新月》杂志创刊号出版，胡适参与创刊工作；4月30日，接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并兼文理学院院长；5月4日，在上海光华大学演讲《五四运动纪念》；5月15日，在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7月1日，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12月，论著《白话文学史》由新月书店出版；同月，在上海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上结识蒋介石；同年，任中国公学校长；同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19日，来到北平，被选为北平协和医学校董事；3月，完成论著《中国公学校史》；同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政论文《人权与约法》，标志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政论文《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与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论著《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政论文《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蒋梦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胡适为文学院长；10月，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并担任会议主席。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2日，林森以国民政府名义颁发聘书，聘胡适为全国财政委员会委员；1月23日，复聘胡参加国难会议；5月22日，邀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6月2日，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致函，聘胡适为该院哲学史学部通讯委员；7月3日，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杂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提倡“巴斯德精神”；7月10日，在《独立评论》第八号上发表《所谓教育的法西斯蒂化》；11月28日，被全国经济委员会聘为该会内的教育专门委员会委员；12月6日，在长沙中山纪念堂讲演《我们所应走的路》，提倡“学术救国”；同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9日，成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员；1月19日，被聘为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委员会委员；1月30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聘胡适为执委会主席；2月19日，发表论文《民权的保障》，公开指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把民权保障作为政治问题而不是作为法律问题看待；同月，退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4月16日，在《独立评论》第四十六号上发表杂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表示“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残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4月19日，应邀与蒋梦麟、丁文江同至北平军分会与何应钦商谈华北形势；4月25日，被国民政府聘为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6月18日，由上海登轮赴美，经美至加拿大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7月，在芝加哥大学讲学一个月，讲题为《中国文化的趋势》，结束后讲稿汇编成册，由芝加哥大学出版，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7月14日，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聘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9月，自传《四十自述》出版；11月19日，在《独立评论》第七十七号上发表政论文《建国问题引论》，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革命；12月3日，杂文《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脱稿，这是补写《四十自述》的一章，但此后该书没有再续写下去。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5月18日，在《独立评论》第一百零三号上发表论文《信心与反省》，后又接连发表论文《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主张中华民族信心要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8月17日，完成论文《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指出教育的失败是因为当时还不曾真正有教育，救济教育的失败，就是在最短年限内普及初等义务教育；8月25日，参加“平民教育促进会”第十周年纪念会。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5日，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法学名誉博士学位，留港期间，多次要求出任驻日本大使未果；5月5日，发表杂文《纪念“五四”》；一周后，发表再论五四运动的论文《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6月22日，完成论文《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9月7日，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11月19日，出席宋哲元举行的招待北平各界人士谈话会，表示反对“冀察特殊化”；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先后发表政论文《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再论学生运动》，赞赏学生的爱国行动，但反对学生罢课。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14日，参加由蒋介石召集的平津各校代表集会；8月，在美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被选为该会副会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4月8日，在北平大学女子学院演讲《治学方法与习惯》；4月29日，在上海出席中基会预备会议；5月3日，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6月20日，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参加准备出席世界教育会议的代表的第一次集会，被推为主席；7月11日，到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南京政府组织国防参议会，聘胡适为参议员；8月19日，被蒋介石要求即日前往美国争取美方对中国的支持；9月，接受蒋介石委托，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身份赴欧美作国民外交工作；9月26日，在旧金山对华侨演讲《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10月1日，在旧金山哥伦比亚电台发表演说《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7月，出任驻美国大使；9月17日，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10月27日，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递交国书；12月4日，在纽约律师俱乐部演讲《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首次公开提出“苦撑待变”的观念；12月15日，在中美桐油贷款协议签字。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4月19日，赴美国拜访总统罗斯福，谈中立法案事；6月6日，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6月13日，接受芝加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0月30日，在纽约美图中国协会演讲《我们还要作战速求卓超坚守自由下去》；12月5日，在纽约市政协会演讲《中国目前的形势》；12月29日，在华盛顿美国历史学会讲《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冬，在美国各学院联合会演讲《世界战争与未来的世界秩序》。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3月5日，在佛罗里达州罗林斯国际关系研究所演讲《远东和世界将来的和平》；4月24日，协助中美签订滇锡贷款协议；10月24日，对全美广播《挽教在中国的民主》；11月28日，在纽约市参议会演说《我们需要的是哪种世界秩序》。

民国三十年（1941年）11月10日，拜访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谈远东局势；11月25日，就日美临时安协方案中损害中国的内容向赫尔提出抗议。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3月，在华盛顿演讲《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我们的共同战斗》；4月20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讲演《中国在日前世界斗争里的地位》；5月4日，在华盛顿向中国国内发表《五四广播词》；9月8日，交卸驻美大使职务，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0月，应哈佛大学之邀，演讲《中国历史文化》；同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春，受芝加哥大学聘，为该校讲学；9月起，到哈佛大学讲学八个月，题为《中国思想史》；12月17日，与张伯苓等21人发表联名宣言，要求盟国修改战略，采取有效军事行动，在中国战场打击敌人。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3月27日，担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日，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8月24日，发电给毛泽东（由王世杰代转），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力，做和平的第二大党；8月30日，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前身）于11月1日在伦敦开会的中方出席代表之一，参与制订该组织的宪章；9月3日，推定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返国前由傅斯年代理校务；9月6日，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9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0月10日，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善未易明，理未易察”；11月15日，出席制宪国民大会，为主席团成员大会，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名提出《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530章》的提案。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月24日，蒋介石想请胡适出任中华民国考试院长和国府委员，但胡适坚持不肯加入国民政府而力辞；2月1日，为沈崇案出庭作证；5月，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一些教授组织“独立时论社”，议论国内外政治问题；8月1日，在北平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眼面世界又化的趋向》；8月24日，在《大公报》发表论文《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9月28日，在《大公报》发表论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10月10日，在平津六科学团体联合年会上讲演《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10月15—17日，在南京出席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会议，拟定院士选举规程及第一届院士候选人名单；10月27日，在上海对记者谈话，就美国海军部将“沈崇案”主犯皮尔逊判决无罪释放一事发表看法；12月12日，被聘为中美教育基金会顾问，并主持其事；12月14日，在南京出席中基会董事会议。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25日，在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选为人文组院士；3月29日，出席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任大会临时主席；4月3日，蒋介石认为中华民国宪法为内阁制，实权在内阁，中华民国大总统应为虚位，请公正人士较佳，所以想叫中国国民党支持无党籍的胡适出马竞选行宪后第一任总统，等胡适当上总统后再任命蒋中正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胡适同意，但后来因国民党中执会还是支持蒋介石选总统而变卦；4月19日，应邀在金陵女子大学座谈“大学教育”与“中国出路”问题；8月，被选为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9月4日，在北平电台广播演讲《自由主义》，同月，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大会；10月20日，在浙江大学演讲《自由主义与中国》；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但胡适决定离开北平；12月，北平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邀请胡适在中南海怀仁堂商讨是战是和，胡适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12月13日，写成杂文《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同日，朱家骅、傅斯年、俞大维、陈雪屏四个人在南京设法派飞机去接胡适南下，胡适本来不肯丢下北京大学不管；12月14日，在南京方面的劝说下离开；12月15日下午4点，傅作义派了部队护送胡适到北京南苑机场上了飞机，夜里10时到达南京明故宫机场；12月17日，在南京中研院内主持北大校庆纪念会。

1949年1月15日，被聘为“总统府资政“；4月6日，应中华民国政府要求，从上海搭威尔逊轮前往美国当说客，为和平解决国共内战问题寻求美国政府的介入，4月21日抵达旧金山，得知4月19日政府拒绝中共24项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渡江，此时局势已定，胡适在美处处碰壁；11月20日，与王世杰、雷震、杭立武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台北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任发行人。

1951年7月，去绮色佳访康奈尔大学农学院院长迈耶斯，商谈与台湾大学农学院与之合作的事；8月11日，致信《自由中国》杂志社，声称该杂志的言论受到军事机关的压力，表示抗议，指出不再担任发行人。

1952年2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人类科学文化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夏，普林斯顿大学聘约期满，改聘为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荣誉主持人；11月19日，应台湾大学及台湾师范学院之邀，到台讲学，其在台讲学的内容后由《自由中国》杂志社编辑成《胡适言论集》，分甲乙两编，由华国出版社出版；12月1日起，在台湾大学演讲《治学方法》。1953年1月17日，离台回美，辞去教职，专心著述。

1954年2月18日，为参加“国民大会“二次会议返回台湾；3月25日，代表大会向蒋介石致送“总统”连任证书；7月16日，台湾当局聘胡适为“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5年2月下旬，在匹兹堡大学演讲《对近代西洋文化的东方看法》；3月11日，在弗吉尼亚州史威特布丙尔学院演讲《自由中国之重要性》；3月19—20日，在纽约召集“中研院”留居国外的院士谈话会；同年，中国大陆掀起批判胡适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胡适思想批判》（共八册），胡适住在美国搜集了这八册书，认真作了批注。

1956年3月12日，传记《丁文江的传记》脱稿；9月，到加州大学讲学，主讲中国文化问题，共讲十次；10月21日，在加州大学写成《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

1957年2月4日，出席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三位科学家的欢迎会；9月26日，出席联合国大会；11月4日，经“中研院”评议会选举，由蒋介石任命为“中研院”院长。

1958年4月10日，回台湾就任“中研院“院长，主持第三次院士会议，自此，因多次往返台、美两地，期间因经济关系，将《胡适文选》《胡适自述》等所有著作，以买断方式卖与出版公司；4月18日，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主张；5月7日，在台中东海大学演讲《谈谈大学》；同月，拟定“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6月5日，在台湾大学法学院演讲《大学的生活》。

1959年2月1日，“中研院”评议会与“教育部”举行联席会议通过“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组织章程”，即日成立该委员会，胡适任主席；3月12日，完成杂文《容忍与自由》；7月1日，主持“中研院”第四次院士会议，选举新院士袁家骝、杨联升等九人；7月9日，接受夏威夷大学颁赠的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7月16日，在该校演讲《杜威在中国》；10月21日，出席“立法院”预算、教育两委员会联席会议，说明长期发展科学的计划；11月1日，主持“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1月11日，在工程师学会年会上讲话，呼吁工业界人士参加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的工作。

1960年5月4日，在北大校友会的集会上，演讲五四运动的意义；7月10日，参加华盛顿大学举行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演讲《中国的传统与将来》；同年，参与雷震和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违背台湾“宪法”三连任“总统”，之后，雷震筹备组党事宜，胡适虽未参与，但多所鼓励；9月，雷震因“共谍”案被捕，史称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认为是蒋介石为阻止雷震筹组新党而策划，当时仍为“中研院”院长的胡适虽未受到此案株连，也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对此胡适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始末。

1961年1月19日，主持“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月，参加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刚抵达时感到身体不适，送至医院脉搏跳至135次，痰中带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此次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8月27日，主持“中研院”评议会，选出院士候选人十人；11月6日，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邀请，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式上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引发争议；同月，病情恶化，至台湾大学医学院疗养。

1962年2月14日，出席教育会议开幕式；2月24日，到“中研院蔡元培馆”主持第五次院士会议，选出任之恭、梅贻琦等七位新院士；下午六时半，在欢迎新院士酒会席散时，心脏病猝发而死；胡适去世的当天晚上，即组成治丧委员会，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共103人。灵堂设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胡适的遗体安放在冷杉木特制的灵柩里，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京大学校旗。3月1日，蒋介石前往祭吊。3月2日，陈诚率治丧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公祭，参加公祭的有75个单位；此外，有各界名流、军人、学生、平民、家庭妇女及驻台外交人士等前往致祭，瞻仰遗容，与胡适告别，总计达38000余人。下午2时大殓。3时启灵出殡。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自动来送殡者多不胜计。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自胡适逝世到出殡，前往祭吊和路祭送殡的市民，总计达10余万人。10月15日，胡适被安葬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

父亲

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在宁古塔时为正二品镇守宁古塔将军容山和三品卿衔吴大澂幕僚，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1年胡适出生时，胡传51岁。1892年3月20日，胡传调任台湾。1895年8月22日，病逝于厦门。

母亲

冯顺弟，安徽省绩溪县人。1891年胡适出生时19岁。1894年2月21日，胡适随母亲回到上海。1895年丈夫胡传去世时，一直守寡，冯顺弟23岁，此后一直守寡长达23年。其间，冯顺弟经历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胡适在《四十自序》中描写母亲的订婚过程和丧夫后打理家庭、培养儿子的故事。

长子

胡祖望，民国八年（1919年）3月16日出生。早年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机械工程。毕业后，服务于美国斯都德贝克汽车厂，后担任中国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等。

女儿

胡素斐，民国九年（1920年）8月16日出生。民国十四年（1925年）5月，6岁时夭折。

次子

胡思杜，民国十年（1921年）12月17日出生。1949年，选择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斗争。后于1957年反右派中自杀身亡。胡适墓旁有其衣冠冢。

孙子

胡复，是胡祖望与曾淑昭之子，生于1955年，名字为胡适所取，为收复中华，复兴中华之意，197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后任美国劳工部争议司司长。

与江冬秀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是由胡适母亲冯顺弟一手包办的。江冬秀是旌德县的望族江家的千金小姐。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胡适随同父异母的哥哥胡振之到上海读书，临行前母亲冯顺弟为他订了婚。光绪三十四年（1905年）7月，已在上海“作新民”的胡适写信给母亲，拒绝回家完婚，语气悲愤。但最终，他们于民国六年（1917年）12月30日在家乡与结婚。

从订婚到结婚的15年间，胡适与江冬秀从未见过面，但有通信。胡适在种种错综复杂的情绪里徘徊，但最终因为“不忍伤几个人的心”，没有推翻这门婚事。胡适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他要求江冬秀放足，要她读书识字并给自己回信。但很快，他放弃了对江冬秀的文化要求。因为随着阅人历事，他感到女子能读书识字，固然是好事；但即使不能，可无伤大雅，不必一定要求自己的妻子博学多才。对于江冬秀拙朴的家书，他仍持鼓励态度。胡适是民国少有的终身仍与包办婚姻原配一起生活的人，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张爱玲也认为“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与韦莲司

宣统二年（1910年）9月，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民国三年（1914年）6月的一个星期一，胡适拜访康奈尔大学地质学教授亨利·韦莲司的次女、画家韦莲司小姐，当时她在纽约艺术学校读书。从此，韦莲司成为与他交往四十八年的知己。在胡适的心目中，韦莲司是新女性的理想典范。胡适认为她“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双方都深深地欣赏，爱慕对方。正因为两人身上都具有着优雅的文化气质，他们在艺术、天下国家大事方面颇有共同语言，渐渐地感情越来越深。民国四年（1915年）秋，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起，两年写给韦莲司一百多封“情书”。后来因为胡适已经与老家的江冬秀订婚了，母命难违以及韦莲司的母亲反对异国通婚，他们最后未能走入婚姻的殿堂。

与曹诚英

胡适与曹诚英第一次见面是在他与江冬秀的包办婚礼上。民国六年（1917年）12月30日，胡适与江冬秀在安徽绩溪举行婚礼，按照皖南旧俗，男方家中需要择选四位未嫁的少女充当新娘的伴娘，于是胡家挑选四位青春姣好的少女始终跟随在新娘的左右，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当时就是伴娘之一。曹诚英看到胡适，两人相互问好。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研究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休会期间，胡适到杭州游玩，顺便看望已经离婚的曹诚英。这次胡适在杭州玩了五天，曹诚英始终陪伴左右，使他们的感情发生了飞跃性进步。临别时，胡适写了首《西湖》，诗中暗喻曹诚英为恋人使他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之后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会议复会，胡适回上海出席。此间两人书信不断，胡适也缠绵于曹诚英的绵绵情意之中。于是在会议结束后，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来到杭州，在烟霞洞的和尚庙租了房住下。当时杭州女师也放暑假，曹诚英就以陪伴胡适养病为名，到烟霞洞与胡适同居一室。在这里，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1949年，胡适不听曹诚英的劝阻去往美国，从此两人断绝联系（胡适诗《秘魔崖月夜》）。

与徐芳

徐芳，民国元年（1912年）出生，江苏无锡人，是清朝科学家徐寿的曾孙女、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农工商督办徐建寅的孙女。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毕业。她和胡适有过一段恋情，但胡适只将她当作学生。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时，许多爱慕者写信给胡适，到搬家时信足有两大箱，胡适要把它们扔掉，但江冬秀都保留下来。有一天，江冬秀整理信件时发现了徐芳写给胡适的“情书”，于是写信问胡适徐芳的身份，胡适回信说自己两年多只写过一封规劝她的信，并没有做出对不起江冬秀的事。两人的关系在20世纪40年代逐渐冷淡。

（参考资料：）

胡适的诗歌属于中国现代诗的开山之作，保留了现代诗草创时的模样和特点。关于诗歌的内涵，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提出，写文章不无病呻吟的观点，将矛头指向了那些伤春悲秋、睹物伤情的诗歌，认为这些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这说明了胡适对那些代代相传且毫无新意、矫揉造作且无病呻吟的某些传统诗歌颇为不满，这也是被胡适所摈弃的。同时，胡适也尝试着以此为突破口，摒弃那些陈旧的意象，为诗歌的革新带来新气象。在创作实践中，他摆脱了陈陈相因的物象套语，而且诗歌的语言风格也符合其所倡导的“平白易读”，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功夫塑造平实质朴的意境。在意象上，胡适开始根植于思想、制度、精神、技术等抽象层面，使得创造出的意象不再具象，而是抽象意象；同时，胡适开始注重意象的描写对思想、语言、结构和声律的影响，因此，胡适在传统意象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不同于既往的内容。

胡适戏剧改良思想的观点来自于他对文学革命的思考。他认为文字形式是文学的工具，工具不适用，就难以表达含义。之后，他又指出，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当工具僵化之后，必须更新换代，这就是“文学革命”。而中国文学史上的几番革命，在他看来也都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中国需要的，正是用白话代替古文、新剧代替旧剧、活的工具代替死的工具的革命。胡适对于戏剧改良的思想，其关注点在于戏剧文本、思想，而非舞台呈现、表演，不是疏忽遗漏，而是刻意为之。

胡适在小说方面，虽没有创作，却翻译了一些西方短篇小说。他在《短篇小说》“译者自序”中说：“我是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一个人，可惜我不能创作，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胡适后来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指出，《文学改良刍议》主要着重于破坏，从建设的角度讲，文学革命需要注重的两点，其一便是方法，而这就需要向西方学习，包括西方短篇小说的翻译。在胡适看来，小说之宗旨有二：一以娱人，一以淑世。无论娱人淑世，小说之法不出两端：一在状物写生，一在布局叙事。胡适认为中国传统小说以状物写生见长，西方小说则兼状物写生与布局叙事之长。应当当以西方小说之长补中国小说之短。此外，胡适还在文学理论上作出贡献，写就了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风格的文学史专著《白话文学史》。

实验主义

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受到了其导师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影响。具体而言，胡适认为实验主义方法，就是把杜威的“五步说”浓缩成“两步说”。第一步：历史的方法，即任何学说，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自有它所发生的原因，也有它所产生的效果；第二步：实验的方法，即一切学说，都只是一种假设，都必须通过实验来检验。胡适还进一步把它提炼成“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十字箴言。这句话注重的后半句，不管是研究科学，研究国学，研究治国之道，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谨慎。实事求是，不是避开事实问题而去谈理想主义，不是抛弃现实问题而去重建社会。需要有一种实践的精神在事实中发现问题，并改善现实。

乐观主义

胡适不提倡东方的圣人那种无为。人生在于奋斗，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对前途有起码的乐观和自信。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把每种进步都看成是巨大的希望，这正是胡适对于人生的乐观。胡适的乐观有其合理来源。胡适的乐观首先是对科学的信心。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巨大科学进步使胡适坚信科学可以救国，可以产生新文化，可以“使人类痛苦减除，寿命延长，增加生产，提高生活”。胡适的信心也来自教育。从教育入手来改变国家当然是个缓慢的过程，但胡适认为这个过程不可超越，相反，教育越失败越要加强教育，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扩大那个下层的基础，就是要下决心在最短年限内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同时，胡适对经济制度、民主政治也充满信心。胡适认为，随着物质享受的逐渐增加，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胡适推崇西方文明，认为可以靠西方制度和法律使得大多数人能过上幸福的活。

中西论战

1958年，胡适从美国回台湾后，引起的最大浪潮就是“中西文化论战”。胡适在《文星》上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提出回到“五四”的命题，中国要发展科学，必须要面对中国文化中的缺点。胡适认为中国文化中不具备发展科学的精神基础，他批评中国文化“没有灵性”或少有灵性。这场论战后来发展为两派，一派以李敖等人为代表，主张“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另一方以胡秋原等人为代表，主张人们不可在“复古”“西化”中选其一，“因复古只足以促成洋化，而洋化无论西洋化、北洋化，到最后都是亡国。”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容忍与自由

胡适认为容忍是每一个人的事，是每一个人的克己功夫，他着重的是每一个人的态度问题、心理问题。他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举例：约翰·加尔文等人进行宗教改革，因为他们不满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不自由。但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后，加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他却把有独立思想、批评加尔文教条的塞维图斯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烧死。中国历史也有例证：一般认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可在动荡时期，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手中也握有生杀大权。我们一般不会想到中学生是有权势的人，可在一个时期，中学生们手拿皮带，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把他打死，即便他以前是权倾一时的省军级。通过这些事例，胡适意在说明：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不容忍”的魔鬼。这个魔鬼一旦和权力结合，我们就成了不折不扣的野兽。

晚年时期，针对当权者蒋介石，胡适提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强调拥有权力的人要更能容忍。这里含义很深，如果拥有权力的人不容忍，对自由的伤害会很大，当权者要给思想、言论自由留出生存空间。

自由主义

胡适与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关系，在于他如何对待知识、权利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胡适不仅仅在于人要争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法律上的平等，他还更看重容忍对于社会自由的重要性。他坚信他能将人类尤其是中国国民的理智加以改善，可以在他们心中真正建立起尊重知识、景仰历史、崇尚理性与追求正义的完善的公民心性。在此前提下，国民权利主体意识得以树立，他们就可以争取个人的自立、自主、自尊与自信，从而就可以强固公民个体的心性，广而传之，久而习之，一个真正自由、公平、民主的公民社会便培育起来。这样，每个公民就可以清醒地运用自己的知识，通过合理的有保障的权利，真正使权力为人类的福祉服务，切实为建设一个自由人的文明的联合体而奋斗不已。胡适认为，真正自由的社会是有包容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政见不同观点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党派的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这个社会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政治理想，这个社会也允许你是无神论者，当然也允许你有宗教信仰。这个社会处处是自由的人，正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容忍。

言论自由

胡适的言论理念体系由两个层面组成：其一，为什么要言论自由，即言论自由的具体价值；其二，如何才能言论自由，即言论自由的实现途径。在前一层面，胡适主要从个性发展、人权保障、民主宪政三个角度立论。首先，胡适认为言论自由能够促进个性发展，养成自由独立的人格，有利于铸成健全的个人，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应该予人民以思想的自由，放弃“统制文化”，还应不以“思想言论“入罪，让青年自由探索。其次，保障人权首先需要确立法治基础；争取人权亦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因此，应建立能够“批评政治“的自由，负责任的言论不受非法干涉。其三，民主宪政是种幼稚的政治制度，它并非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而仅是一种政治生活的习惯，民主宪政的训练是实行民主宪政，良好的公民并非“天生”的，而是需要经过慢慢“训练“，言论自由与民主宪政互相关联，保障言论自由自是民主宪政的应有之义，言论自由亦是实行民主宪政的必要条件。在后一层面，胡适则主要阐述三点：其一，言论自由要自己争取，一方面，争取言论自由应成为一种习惯；另一方面，争取言论自由时须注意讲究技巧。其二，言论自由必须负责任，因此，应秉持“敬慎无所苟“的理念，以“独立的精神”“研究的态度““清楚的思想”议政。其三，实现言论自由要相互容忍，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不能相互容忍则无言论自由。因此，在观点相异之时，应该谨防“正义的火气“。

追求民主

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他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一旦使用专制，即使是“开明专制”，最后一定会导致强大的政府不受监督和制裁的。

首先，胡适强调反对封建专制，倡导民主自由。他强调个性的自由，要求使个人有自由意志；使个人担负责任，主张充分发展人的个性思想。胡适宣传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发展个性的思想，在当时北洋军阀专制统治下“鼓励勇气与群魔战，以期打破黑暗地狱，取中国各种现状而新之”以及“放胆为文”。胡适在提倡解放个性，使个性得到发展的同时，对历史上那种以一家之言、“定于一尊”的恶习、唯我独尊的“怪胎”进行了根本的否定，他以自由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武器，强调要“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其次，胡适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对于封建道德规范，胡适都进行了否定性的论述。他认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孝”字里，“流弊百出”。他还在《贞操问题》一文中，对妇女的贞操问题做了阐释，对封建节烈观进行了批判。胡适认为应该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入手，使女子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的社会义务以充分发挥妇女的聪明才智。

批判独裁

20世纪30年代，由于对如何实现国家统一，许多人持的观点不同，甚至相对立。由此，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民主与独裁”的大讨论。尽管这是一次仅仅在知识分子之间展开的讨论，但“其隐含的东西却有现实意义。”

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国民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国民党一党之专政被“合法化”，加之民主宪政的在西方民众中受损和苏联的影响，一些中国人开始倡导专政统治或实行新式独裁，由此引发了这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16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期创刊号就刊登了《宪政问题》一文，指出“训政”多延一日只是为当国的政党多造一日的罪孽。在这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中，胡适以《独立评论》和天津的《大公报》为主要舆论阵地，以及凭借着在教育界、舆论界的声望，成为这场争论中民主派的标志性人物。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20天后，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政论文《革命与专制》，公开主张要用独裁政治来解决当前的分裂问题，应该先实行一段时期的专政统治。胡适对此文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接连在《独立评论》第81期和第82期发表了两篇文章，直指蒋廷黻的专制论。胡适指出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要靠独裁专制；而且“建国”，不单是要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更是要使这个中国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里站得脚住。胡适在《再论建国与专制》一文中指出，所谓“新式专制”，只是梁启超当年“开明专制”观点的重提，毫无新意。如今主张专制的人，多是当年反对“开明专制”、力主革命的人。之所以有如此之转变，无外乎是对辛亥革命以来“空名共和”的失望，进而丧失了对民主政治的信心。胡适的这两篇文章，让蒋廷黻深感不服。于是蒋又写了《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一文，继续为新式专制的观点辩护，认为中国统一的唯一过渡办法是实行个人专制。蒋廷黻的“新式专制论”得到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吴景超、钱瑞升等人的声援。如钱瑞升发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主张中国需要实行独裁统治。胡适也不示弱，连续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武力统一论——跋蒋廷黻、吴景超两先生的论文》《政治统一的途径》，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一年来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等文章，对此进行了驳斥。

与蒋廷黻的争论，胡适只表达了一种观点，即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专制，都必须加以反对。胡适还列举了反对的几条理由，第一，中国的政党、阶级、历史传统、政治经济现状决定中国无法出现拿破仑式的专制人物；第二，中国不能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形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第三，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由此可见，从某种程度来说，胡适认为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专制”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联省自治

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典型代表，胡适主张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联省自治”运动也正是地方各省在武力难以统一的情境下所选择的和平的“曲线”式统一道路。胡适的“联省自治”思想中，和平统一国家的主张突出地表现为“联省式统一”与“制宪统一”两个方面。

在“联省式统一”上，胡适首先抵制吴佩孚“先国后省”论。第一次直奉战争给吴佩孚带来了不小的战果，在他看来，当前统一全国的障碍是“联省自治派”。出于统一全国的强烈渴望和极度自信，吴佩孚认为要让中央公布自治条例，然后推行全国。”此时湖南联治派中坚分子，也基本接受了吴氏的“先国后省”论，抛弃了联邦论。吴佩孚强烈反对联邦制的主张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促使胡适专门作《吴佩孚与联省自治》一文予以反驳，他首先对吴佩孚进行了概括性的评价，认为他军事才能有余而政治主张幼稚。后又陈述了“联省自治”的实质是建立联邦国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一种方式。接下来，胡适以其在美国留学多年的政治见识，批驳了吴佩孚的主张，倡导广大民众不要一味困顿于传统政治模式的藩篱，要勇于接受西方先进的统一道路，而吴佩孚”集权于国，分权于民“的统一只是纸上的名词，事实上是没有那么回事的。

胡适以其丰富的美国留学见识，曾试图触及问题实质，指出“‘联省自治’是以各自治区域为单位的，不必一定承认一个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剧了中央集权者的心理排斥，但他并不是分裂主义者，仍旧主张国家统一，并在当时的政治局面和形势下，对孙中山、吴佩孚等武力统一者发出告诫：“只有‘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只有‘省自治’可以执行‘分权于民’和‘发展县自治’的政策。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的割据局面”，旗帜鲜明地为“联省自治”鼓与呼。

关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胡适深受美国民主政治的影响。美国是典型的实行间接民主的国家，胡适主张要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式的“立宪民主”，即倾向于间接民主的实现形式。尤其在“联省自治”时期，胡适提出了关于实行宪政的一系列主张，“在法理上这个各省代表组织的联省会议，远不如国会有正式制宪的权限。”“我们为什么要撇开这个很少反对的国会制宪，而另外去寻一个起草的联省会议呢？”由此可见，胡适虽主张“联省自治”，但并非单单支持“省自治”，而是在“省自治”后召开彰显国家统一的“国会”，并由国会完成制宪任务，从而实现立宪民主政治。

胡适不仅是一个统一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联邦主义者。“统一条件的中心必是承认联邦式的统一国家，这是无可疑的。但联邦式的国家全不是现在这种军阀割据式的国家。”可见，既联邦，又统一，是胡适当时的基本政治诉求。对一个统一的国家来说，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分权制是两种不同的政制形式。二者的区分是以“权力”为焦点的，即中央集权制并不是国土意义上的统一，而是国家政治在权力层面的统一；联邦分权制也不是国土意义上的分裂，实为分解中央集权为地方权力。这是统一国家对权力资源的两种不同配置方式。

胡适的“联省自治”思想中的先“省自治”再“制宪统一”观点，不仅充分发挥了地方的自主能动性，而且始终维护“统一”局面，沿袭了“大一统”的传统观念，从而保持多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然而，胡适的“渐进式”改革并不符合当时军阀割据的国情，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从民主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胡适提出“民治本身是一种公民教育”的主张，重过程而非结果，先制度而后人，以推进制度的完善唤醒各阶层人民追求民主的自觉，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对日态度

抗战时期，胡适对日本的态度经历了从主张对日和谈到坚定支持抗战的转变。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胡适认为和谈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1935年6月17日, 胡适致函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要求“与日本公开交涉, 解决一切悬案”，错误地向王世杰提出：中国方面承认“满洲国”， 而日本方面则归还热河，取消华北停战协定，自动放弃辛丑和约及附带换文中的种种条件， 如在北平、天津塘沽、山海关一带驻兵权等。胡适将这一“交换”称为“有代价的让步”。这一意见，遭到了王世杰的反对。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初期，胡适依然抱有这种想法。7月29日， 当得悉中国军队在南苑等处惨败， 宋哲元等退出北平， 胡适大为紧张， 即积极活动， 力主与日本“和谈”。8月5日, 胡适与陶希圣共同拜会陈布雷, 企图通过陈向蒋介石递条陈。条陈中， 陶、胡明确提出， 在东三省人民可自由选择国籍以及将来可以用“总投票表决”的办法“复归中华民国统治”等四项条件下， 中国可以放弃东三省， 承认伪满洲国。陶、胡二人企图以此换取日本让步， 自东三省以外的中国境内全面撤兵， 从而“根本调整中日关系， 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这一意见同样遭到了陈布雷和蒋介石的否定。

学者认为，胡适放弃东三省的主张当然大错特错，但是，有其特殊的用心所在。胡适曾在致王世杰函中，说明自己的目的是“讨价还价，利用人之弱点，争回一点已失或将再糊涂失去的国土与权利”，从而取得“喘气十年”的机会。他估计， “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 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国际大战， 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 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因此， 他在提出向日本“求和”的第一方案的同时， 又提出不计利害， 苦战四年， 等待国际大战的“主战”方案。

胡适并不认为, 他的第一方案一定成功, 因此, 提出必须以第二方案为后盾。他说：“委曲求全, 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辱而不能得全, 不能得十年的和平, 则终不能免于一战。”胡适所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中国人民忍受的痛苦比他估计的还要大，苦战的时间也更长。

淞沪之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已下定决心抗战，中国士兵作战也很英勇。这使胡适受到感染。9月8日， 胡适离开南京， 行前， 他劝汪精卫“不要太性急， 不要太悲观”；劝高宗武：“我们要承认， 这一个月的打仗， 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 对内表示我们肯打， 这就是大收获。” 又劝陶希圣说：“仗是打一个时期的好。不必再主和议。” 自此，胡适“态度全变”， “渐渐抛弃和平的梦想”。 不久， 胡适接受蒋介石的决定，以非官方身份赴美，争取国际支援中国抗战。次年，又出任驻美大使，投入中国的抗战外交。

民族主义

胡适一直持一种文化的国耻观，忧国之将亡而思解救之道，特别关注文化碰撞与移入的问题。胡适认为，中国的国耻就是因为“学不能竞”，同时也表现于学子的“无学”，留学就是文化竞争失败的结果。他因而提出要造使中国不亡的远因，即为中国再造新文明。胡适认为“救国千万事，造人为重要。但得百十人，故国可重造。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胡适还认为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这充分体现出胡适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随着胡适在实践中不断受到民主政治体系的熏陶，他很快就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登上了更开阔的舞台，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观察思考中国。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

胡适在儒学上的贡献，并不在于他如历代儒学大师一样有一套独特的儒学理论，但是，他不仅将儒学从封建统治意识形态的装扮中解放了出来，使得儒学在新的环境中能自由的发展，同时，也在文化上建立了新范式，开了新风气，“新范式的基础即是新方法”，如“新语言”、“新文字”、“新工具”。胡适赋予了儒学新的使命和任务，改变了传统儒学以治经为主、小学为途径，以仅仅读经作为传承手段的狭隘方式，在儒学重建上，注重以哲学价值理论为重点，推动了传统儒学向现代化转变的一个过程。

在儒学的问题上，胡适的思想具有一种强烈的表面反差。一方面，胡适批判走向歧途的儒学——儒教。儒教作为意识形态化的儒学，它始于西汉，贯穿于后世儒学发展的整个过程，对儒学的后来走向影响很大。胡适在对儒教的批判中提倡把孔学与后来的儒学区别开列。他认为，后儒没有继承和发展孔孟儒学的精髓思想，而逐渐把它宗教化。并坚决的反对任何以儒家文化为基石的现代形式的“中体西用”论；另一方面，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尤其是在众多国际性的会议上，他又一再的衷心地赞扬孔子和儒学，在《胡适自传》中说道“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他认真地指出了儒学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真诚希望儒学的自由精神能在人类的将来发扬光大。并在《中国思想史纲要》中，胡适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合理因素概括为三点：人文主义、理智主义和自由精神。

在胡适看来，中国固有的文明并不是完全没有保存下来的价值，只不过是需要经过现代文明的科学方法的洗涤和澄清以适应现代中国的需要。胡适这方面的首次尝试即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方面，此外最重要的实践便是“整理国故”运动。因此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总结。他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了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范畴之内。胡适的这一思想也贯穿在对“儒”之问题的具体思考。胡适在对待儒家学术思想以及因儒家思想而衍伸出来的封建伦理体系及社会风俗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态度差异，而在胡适的儒学观体系中，“原儒”、“后儒”、“儒家”“儒教”“孔教”等概念也有着较为明晰的区分。

胡适儒学观的学术史意义，不仅表现在他将作为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还原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褪掉了其独尊的地位，更在于他对传统文化得以重建的重大努力与贡献，使得中国的文化得以走向现代化。胡适说：“在我看来这个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一环，便是对我国固有文明作有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在当时的情形下，不进行严肃的批判就起不到应该具有的效果，所以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号召打倒孔家店、提倡妇女解放、个人自由等等突破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的束缚，对后儒的批判毫不留情，才取消了儒学几千年来服务于封建的统治任务和一家独尊的地位，还原它在百家争鸣时期平行于其它各家的身份和地位。新文化运动对儒学中的颓废气息作了狠狠的打击，当时激烈的新文化运动为儒学的重建树立了新的目标，在儒学内部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扫除了许多障碍。

他在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清扫道路的同时侧重在哲学价值理论方面重建儒学。胡适三十年代曾作《说儒》，在此之前，胡适有关儒学的重要著作都已经出版，如民国八年（1919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戴东原的哲学》等，因此可以说，胡适在《说儒》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观点，完全可以作为胡适儒学观的一个重要代表作。《说儒》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代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胡适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和《说儒》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思想论断和一系列的重要学术观点，新鲜的如“儒是殷民族教士”，“孔子不是‘儒’的创立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等，还从“儒’’的原始意义着手，认为“儒”最先是柔弱之意，通过孔子对旧儒观念的改造与创新，儒家才得以显扬和光大，同时将“修己以安人”作为儒家哲学里面的新概念，也是极具意义的。这些言论在当时国内儒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为胡适在当时中国正统的上层主流学术界，尤其是居于社会主流地位的儒学界赢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从这些方面入手，胡适的儒学成果揭示了儒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脉络，也重新展示了儒学的重要历史地位，“适之先生这篇《说儒》，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我国国学现代化过程中，一篇继往开来的划时代著作……适之先生这篇文章之所以不朽，便是他杂糅中西，做得恰到好处。再者，胡氏此篇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段时期，所谓‘三十年代’的巅峰之作。我国近代学术，以五四开其端，到三十年代已臻成熟期。那时五四少年多已成熟，而治学干扰不大，所以宜其辉煌也。这个时期一过以至今日，中国便再也没有第二个‘三十年代’了。适之先生这篇文章，便是三十年代史学成就的代表作。”

胡适在高校执教，学生中有名的包括牟宗三、罗尔纲、顾颉刚、俞平伯、傅斯年等。此外，胡适还注意帮助同侪、提携后进。林语堂在其留学期间，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20世纪30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陈之藩与胡适为忘年之交，赴美留学得到胡适赞助。致胡适信件收入《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季羡林虽不是胡适的学生，但归国初期也受到胡适提拔。

争取美国援华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9月，胡适任驻美大使达四年之久。胡适和陈光甫受命赴美求援时，美日矛盾尚不突出，美国政府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欧洲，在亚洲则立足于维持现状，美日关系十分微妙。罗斯福总统、汉斯·摩根索财长等人虽已意识到援华抗日的重要性，但国会中存在着严重的孤立主义倾向，商界则力图与日本保持经贸关系，不愿得罪日。与国外形势相对应的国内抗战局面则是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和国民政府的低效与混乱。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胡适提出“苦撑待变”四作为争取美援的根本方针，反映了当时中国面临的严峻处境。对于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的外交成绩，很多人评价都不高。比如，耿云志先生就认为，胡适“任使四年，尽管奔波忙碌，但从纯粹外交角度看，成绩实在太平常。”

胡适在美完成的第一大使命，是在武汉沦陷后不久，促成美国政府给予中国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以及随后的华锡借款。胡适到任之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正在苦苦寻找援助中国的办法。虽然罗斯福已下定援助中国的决心，但美国国会中此时仍存在着严重的孤立主义倾向。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缠，罗斯福授意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研究可能的援华方案。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摩根索在巴向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派两年前与美国政府签订《白银协定》时的金融家陈光甫赴美，则有可能找到粮食信用贷款的途径。与美方谈判之前，陈光甫对国内可作贷款抵押的各种产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在美国财政部驻华参赞尼克尔森的建议下，选定桐油作为贷款抵押品。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当晚，摩根索专门邀请胡适与陈光甫到家中做客，宣布贷款一事。胡适后来致函摩根索，再三强调这是个值得纪念的夜晚。在信中，胡适对于“桐油贷款”的成功，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笔钱，对于中国真有救命及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而由此‘桐油计划’确立，……中国国际信用大加改善。关系之重大，不言可喻。”在胡适和陈光甫的努力下，美国国会还修改了每个国家从进出口银行借款累计不得超过3000万美元的限制，不论是否有过借款历史，规定每个国家以每次借款2000万美元为限，并同意再次贷款给中国。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下旬，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一个建议，为了恢复经济繁荣，应该拿出巨额资金用来贷款，其中有部分是专门促进国际贸易的。这使中方外交、金融代表们看到了争取第二次战时借款的机遇，随之投入了紧张操作阶段，目标锁定为滇锡，条件较前次更为优惠，当年11月底已经基本谈妥。谁料这次借款的办理更是波澜不断，特别是孔祥熙在借款正式生效后发来的要求取消滇锡抵押的电报，更是彻底否认了借款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一度使胡、陈二人陷入尴尬地位。二人只好同国内据理力争，一方面又复同美方相关人士进行解释，事情再三停顿，后来终于得以依照原案签订完成。相对上一次借款，对借款本身干扰的因素主要是外交政治方面，因此作为驻美大使的胡适付出的精力和智慧——特别是他自己所说的“容忍”都超过以往，借款最终得以成功。

胡适协助陈光甫，先后达成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合同和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后做协助宋子文达成中美一亿美元的信用贷款合同，对于中国抗战是巨大的支持。

阻止中立法案

推动搁置美国中立法案，是胡适就任驻美大使后的当务之急。他积极奔走于白宫与国会之间，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多次，与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更是频繁接触，力言此案关系中国抗战利害，终于推动该案被搁置，这是中国对美外交的一一个成功。

由于一战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兴起，美国政府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间通过了一系列中立法案，禁止美国向参战国售卖武器以及相关军事物资。这一法案成为美国援助中国抗战最大的障碍。外交部在胡适上任之初，给胡适的外交任务之一就是要促使美国修改中立法。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始推动国会修改中立法。当时的修改议案的要点是取消强制性武器禁运条款，改为采用“限购自运”的方式进行物资交易。也就是说美国原则上不主动向英法输出武器和军事物资，但是不阻止英法自己开船到美国本土采购武器并运回本国。这个议案主要考虑的是让美国可以支援其欧洲同盟，但是忽略了东亚这边的情况。胡适看出该法案一旦通过，会对中国抗战产生不利影响。因为日本可以开船到美国来自购武器和物资，而缺少海洋运输能力的中国则要大大吃亏。胡适为此多方奔走于白宫与国会之间，多次与罗斯福交谈，力言此案与中国抗战的利害关系，同时努力推动修法向对抗战有利的方向调整。修改中立法议案最终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7月被搁置，虽然没有通过对中国不利的议案，但是也没有使得中立法向中国向中国更有利的方向发展。不过罗斯福为了表示对中国的补偿，宣布准备废除《美日通商条约》。

反对美日妥协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日军进攻武汉、广州，中国政府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高层内部有主张直接与日本媾和的。蒋介石则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受美国国内形势的限制，罗斯福认为调解的时机未到，婉言拒绝了。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整个国际形势都极为紧张。9月8日，罗斯福约见胡适，提出远东战事调停的可能条件，其中包括东三省由中日“共用共管”一项。罗斯福希望援引此前不久英美共用共管Canton岛和Enderbury岛的先例，由中日两国“共用共管”中国的东三省。胡适听了感到着急，离开后马上去查这两个岛的情况，他发现，不论面积，还是人口，这两个岛屿显然都没法和中国的东三省相提并论。胡适当然对罗斯福的提议感到震惊。

抗战初期，中国政府高层一直希望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28日，《纽约时报》上还登出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和美国合众社记者的长篇谈话，公开主张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对于美国方面，胡适采取避而不见的方法。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8日以后的四十天里，胡适不去拜见罗斯福总统，只是托好友特别留意白宫的主张。胡适甚至也不去见财政部长摩根索，把借款的事情也拖延了两个星期。10月里，胡适费尽苦心，起草了一个说帖交给美国外交部，表明中国能够苦战下去，并且列出中日和谈的八点困难。胡适在说帖中特别指出，东三省“共用共管”的主张是无法实行的，因为中日双方实力悬殊、仇恨太深；慕尼黑和谈的前例表明，仅仅要求弱者作出领土牺牲并不足以维持和平。胡适起草的该说帖实际上是很委婉地否定了罗斯福的调停主张。（1950年，胡适写成一篇长文“Chinain Stalin’sG rand Strategy”，文中提及了罗斯福主张东三省由中日“共用共管”的这段旧事，认为Canton岛和Enderbury岛的先例在罗斯福脑海中根深蒂固，影响了他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决策，使得苏俄在这次会议上骗取了中国的东三省）对于中国政府，胡适则采取了欺瞒的做法。可以肯定，罗斯福的调停主张，胡适一直没有向外交部和最高当局汇报，这对中国抗战的走向客观上起了积极作用，胡适用他自己的努力挫败了国内与日本媾和势力的企图和高层的妥协倾向。

由于美国逐步加紧对日经济约束，日本亟需缓和日美关系。美国方面因德国进军苏联，美德战事难以避免，想要缓和远东地区的压力，进而产生了与日本妥协的想法。双方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4月通过秘密谈判拟定了一个《日美谅解方案》。10月份东条英机组阁后，确定了对美外交交涉的最后期限为12月1日零时，如不成功则发动武力。为此日本加强了对美国交涉的努力，让驻德大使来栖三郎赴美，与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一道向美国政府施压。重庆政府探听到日美秘密和谈的消息，让胡适去核实，胡适和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几次会谈，后者都告诉他美国日和谈毫无进展。但是到了11月下旬情况忽然有变。11月22日，赫尔召见中、英、奥、荷四国大使，宣布美国有意和日本签订临时协定，并告知美方草案。胡适当即表示反对，24日赫尔再次召见四国大使，胡适仍表示反对，并于次日向美国务院提出正式抗议。26日，胡适与宋子文一起见了罗斯福，二人分别向罗斯福痛陈利害，在最后关头扭转了罗斯福对日妥协的念头。据说一向温文尔雅的胡适“第一次在美国最高领导人面前发了脾气。”美日谈判破裂，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直接导因，给中国的抗战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

推进文化外交

作为大使，胡适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到各地巡回演说。他积极努力与美国政府人士建立良好的关系，充分发挥学者的优势，频频参加集会和演讲，大力开展“民间外交”，着重向美国朝野宣传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以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力陈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力图打破美国颇为浓重的孤立主义情绪。胡适后来回忆在美任大使数年，赴全美各地演讲400次多。可见胡适演讲的场数之多，受众之广。胡适在任期间发表演讲之多，是很多外交官都望尘莫及的。

胡适使美期间大使馆秘书傅安明将他在美演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把中国抗战比喻为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苦斗，希望美国援华，一如当年法国之援美”；“第二类是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欧战全面爆发时，他的演说在强调中国绝对不会对日妥协，并指出中国抗战和欧洲战事密不可分”；“第三类强调中国是为全球民主而战”。胡适抗战宣传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看似与抗战没有直接关联，其实正体现了胡适对抗战更深层次的体认。胡适将中日之战看作野蛮与文明、极权与民主意义上的战争，在此意义上胡适比较了中日现代化的不同，论述了中国是民主国家，都是为了说明中国的国家性质有别于日本军国主义。他花费大量精力演说，谈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分析民主与极权的冲突、比较中日现代化进程的不同，在许多人看来，不但是缓不救急，简直就是不务正业。其实胡适在“对美宣传上和他在国内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策略是一致的，在社会改革上，他主张从文化的议题入手，而不是直接走政治改革的道路；在对美宣传上，他也经常是文化取向的，而不是直接谈军事和政治问题。”在胡适看来，“演说《中国的文艺复兴》此种无关战事的讲演比直接的宣传为更有效。”中国待援需求不可能单靠政治外交凭空完成，对美外交应着重建立和增进中美两国间的了解与信任，向美国社会介绍他们一贯生疏的中国文化，是“一种看不见的慢功”，因此胡适凭着对中美两国文化的熟稔，以其极富魅力的演讲，发挥了一位文化使者的作用。

胡适作为“学者大使”，改变了以往外交家着眼于驻在国在朝势力的做法，在与美国政界高层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深入美国各界，广泛宣传中国抗战，而且多从历史文化层面展开，显示了与职业外交家截然不同的外交风格，颇具文化外交的特色。为了取得最好的造势效果，胡适不得不采取一种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宣传方式，一反他在国内要求民主、自由，反抗独裁的政治主张，千万百计地将中国纳入现代民主国家，彰显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现代意义，体现了胡适的良苦用心。纵观胡适宣传演讲的内容，胡适选择贴近美国人民生活的方式，抓住美国人民爱好自由民主的传统，从维护美国全球秩序和战略利益等角度展开宣传演讲，使中国争取援助的诉求能够得到美国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胡适“诚实而公开”的外交风格，充满激情而又洋溢着理性说服力的演讲，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同情和支持。

胡适在行色匆匆，奔走全美，四处演讲，广交朋友的四年里，以其诚恳态度和学问声望，博得了罗斯福及其内阁以至整个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尊重和欢迎。据胡适的学生吴健雄说，美国友人告诉她，“华盛顿政府上下人员”对胡适“都是崇敬备至”。罗斯福多次在致蒋介石电函中称扬胡适，王世杰曾亲见罗斯福给蒋介石信上有“于适之信赖备至”等语。胡适还积极促成由他的美国老同学发起成立了“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聘请前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为名誉会长，这个民间组织在影响美国制日援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他还详述中国抗战的艰苦情形和准备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就像《纽约时报》当时的评论说的：“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他所到之处，都能为自由中国得到支持。”听众反映”胡先生最善于演说，他写稿极其用心，内容极其丰富，诉说极其动听，故事中见真理，严肃中带风趣，讲者滔滔不绝，听者久久不倦，他不单在演说中结交了许多朋友，并且引起日本舆论的愤怒与抗议。”他的成百次演讲，增进了美国各界、各阶层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同情，促进了美国社会普遍支持中国抗战的舆论。

（参考资料：）

胡适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中堪称开路的先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之父”。在诗歌方面，从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开始，胡适在诗歌的语言、形式、诗体、风格等方面展开了自己的白话诗尝试。这是一场声势影响深远、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正是以胡适这些“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桥梁”的前“五四”白话诗为标志，中国诗歌结束了其几千年来在古典形态里的发展变化，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诗纪元”。经过几十年的演进，汉语抒情诗的本文结构形态发生了整体锐变。戏剧方面，胡适不仅与罗家伦合译了易卜生的《娜拉》，而且自己创作了戏剧《终身大事》。胡适的戏剧翻译和创作是不可分割的，翻译使胡适吸取了外国戏剧的养分并创造出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话剧。

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中国十大诗人之一，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又称文学革命，曾与当时众多学者提议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胡适到北大后通过讲堂和报刊（如《新青年》《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大力提倡“新文化”“新思潮”。“左”倾思潮在民国九年（1920年）有逐渐压倒胡适的趋向。但胡适的思想还是在当时不少“左”倾青年的心中留下种子，几十年后又奇迹的出现。在王元化、李慎之、舒芜几位先生晚年的文字，都明显透出“回向胡适”的信息。

胡适哲学思想不在于胡适提出的学术观点的本身，而是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适。正是胡适于民国八年（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这一变革确实起了典范的意义和前驱的作用，它不仅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影响了一批学人如顾颉刚、郭沫若等。任继愈说，他说据当时人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人耳目一新，主要在于它不同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是一个大变革。

其次，胡适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所做出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自胡适开创之后，又有一批哲学家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和冯契等人不断的在哲学思想上的精进，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征程，而且显示了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的转换中所作的开创之功。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是在胡适的勇于创新精神的烛照下不断向前推进的。但是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的问题上存在着的严重的不足，这就是把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仅仅局限于知识的领域，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则有所轻视，这个缺点，是胡适不能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的原因。

正面评价

文学家、思想家鲁迅：《新青年》时期，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我佩服陈胡。

英国翻译家阿瑟·戴维·韦利：首先，他绝顶聪明，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六个人之一。同时，他天生异类，他的思考模式完全是欧洲式的。任何人只要跟他做几分钟的交谈，就会心服口服。说他的聪明绝不只是教育和后天的产物，而只能说是天生的禀赋。胡适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压根儿就不具代表性。他既有别于鲁迅、钱玄同等留日派，也不同于和他有相似经历的蒋廷黻、丁文江、梅光迪等英美同学。当然，他与后者的共识更多。胡适是个天赋异禀的奇葩。所以，不应该把胡适当做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来研究。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

中央宣传部长汪精卫：胡适对于政治外交，运用丰富的学识与锐利的眼光，极真极远，无所不烛，必然能为一一个好外交家。

文学家梁实秋：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学者、哲学家张中行：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

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

学者季羡林：①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在他面前，绝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②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③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徐宗勉：胡适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他的影响，虽然也有消极的负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进步的。这是因为他毕生着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义。正是这样的思想帮助许多青年树立自主自由的人格，形成独立思考、尊重事实的思维方式，成为具有民主和科学素养的人。可以说，对于“五四”后中国民主力量的成长，胡适功不可没。

学者唐德刚：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学者徐复观：我深切了解在真正地自由民主未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正因为他（指胡适）是悲剧性的书生，所以也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学者王鼎钧：我在工作中深受胡适语言风格的熏陶，他使用排比、反复、抑扬顿挫，常使我含英咀华，他有些话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他明白流畅而有回味。我只能跟他学叙事说理，学不到抒情写景，他毕竟只是广义的文学家。

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胡适是中国思想文化方面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也是现代中国最具国际声望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之一。

《人民日报》：他是20世纪中国最具国际声誉的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学术思想上开一代新风，对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影响甚深。

负面评价

文学家、思想家鲁迅：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卖国有理的文化，都叫“买办文化”，或帝国主义文化、汉奸文化。买办文人胡适、汉奸文人周作人之流，就是推行“买办文化”的代表人物。

革命家章太炎：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钱穆：①胡适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至少不是纯正的读书人。②以言以人，两无可取。

历史学家、文学家李敖：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学者唐德刚：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商人。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①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②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③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蒋介石日记——上星期反省录》）

学者徐复观：①胡适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②他是学术界的游惰之民。③胡适在学术思想上故步自封，不了解西方思想却又喜欢胡乱鼓吹，而且爱讲门面功夫。

中性评价

思想家、革命家陈独秀：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狂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一些号角式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也是有贡献的。我曾寄希望于他，同他谈马克思主义，有时他兴奋起来，也说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梁漱溟：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灵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并不完备，真正对于旧社会、旧道德的勇猛进攻，并引发开展，进而引导先进青年大刀阔斧前进的，应首推陈独秀、李大钊、周树人诸君。

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商人。

哲学家汤一介：他没有完成什么，却几乎开创了一切。（《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

记者、学者熊培云：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100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的真诚的社会改造。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所长、研究员黄克武：胡适是一个妥协的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与权力、政府对着干。他不是去当自由主义的烈士，他要渐进地改革，慢慢地调整。胡适的个性也是很温和的。比如在《自由中国》时期，他可以少谈反对党，他只写过一篇关于反对党的文章，就是《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可是这一篇强调的是争取言论自由，他认为即使组织一个反对党出来，也是一个不以夺权为目标的反对党。胡适知道从事民主改革的风险，也知道蒋介石的底线。他必须踩着底线走，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去争取最大的进步。“坐而言”与“起而行”之间，胡适选择的是“坐而言”。真正要组党和蒋介石对着干，他会很有顾忌。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胡适作为一个坚定的宪政主义的信徒，他坚持西方特别是英美宪政文化中的理性、民主、法治、渐进、秩序这些价值在中国也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他对宪政问题投入的不仅仅是理智，而且也包含了他的感情和整个人生。唯其如此，胡适对宪政问题的体悟和探寻比其他人都深刻，提供的宪政价值和容量比其他人更多更完整。

早在民国时期，对胡适思想的质疑之声便已存在，例如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无积极推动的作用，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乾嘉考证的老路。

1954年，新中国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但正如郭沫若所说：“文化学术界的空气却相当沉寂，很少看见批评和自我批评，仿佛文化学术界已经是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实际上，显然不是这样。学术界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观点”，依然根深蒂固，过去的思想改造运动，按照胡适自己的话来说，等于号召重温他的著作，是在“铁幕里替他宣传他的思想”，因此“我们的文化界并不是天下太平、没有什么问题了，而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并很快在随后的文艺批评实践中“暴露”了出来。

1954年9、10月间，《文史哲》《光明日报》先后刊发了山东大学学生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却相继遭到《文艺报》的“置之不理”和《人民日报》的“拒绝转载”，这就不得不引起当毛泽东的注意。10月16日，毛泽东就此事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的其他领导同志的信中说到：“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转而将彻底批判的烈火，引向附着在俞平伯身上的“胡适的幽灵”。并进一步号召，“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泽东揭示了发动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即：通过对在知识分子中间有巨大影响的胡适思想的批判，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宣传、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文艺领域的领导地位。因此，“批判俞平伯的学术思想，就必然要联系到批判胡适，就必然要联系到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

10月27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报告》，指出要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就不应该停留在一本书和一个人，也不应该局限于古典文学的小范围，而应当从各个方面全面展开。并进一步提出从根本上清算胡适的唯心思想，是一个长期的严重斗争任务，应及早“动员各方面着手组织人力，研究胡适派思想在各方面的表现”，以便使这场批判运动有准备、有计划地从《〈红楼梦〉研究》向“胡适思想批判”过渡。

11月8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题为《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一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其中谈到：“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所以在后续的展开论述中，郭沫若，毫不客气地认为“只有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如胡适之流才是最大的武断家”，并从根本上指出胡适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就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

同时，这一时期，全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联合召开了八次会议，针对学术界《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和文艺界《文艺报》等刊物“看轻新生力量的错误作风”“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进行了严肃地讨论与批判。12月2日，在中科院院务委员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任的“胡适思想批判工作委员会”，决定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在古典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九个方面，有组织、有计划的对胡适思想进行全面、系统地批判。12月8日，周扬、郭沫若、茅盾又依次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三篇著名的“战前动员”。

随即，中国大陆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胡适的思想不仅受到了他的对立者的猛烈批判，而且他的朋友故旧，甚至学生也都向胡适一齐开火。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何干之的《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文章批判了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的主张是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长，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1951年8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等师生召开“控诉会”，俞平伯、顾颉刚、朱光潜等胡适的同事、学生都作了批判性发言。

1954年12月2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依据先前毛泽东与其谈话的精神，对原来关于胡适批判问题的草案做了根本修改，并提交中科院与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审核通过。这份经过修正的计划，将批判的主要目标聚焦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思想，议定将从以下九个题目具体展开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工作。分别为：第一，以艾思奇为召集人，王若水、任继愈、李达、冯友兰、胡绳、何思敬、贺麟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哲学思想的批判，侧重点在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第二，以侯外庐为召集人，夏康农、汪子嵩、曾文经、黎澍、郑鹤声、荣孟源、潘梓年等为主力的对胡适政治思想的批判；第三，以范文澜为召集人，罗尔纲、翦伯赞、童书业、周一良、高亨、夏鼐、嵇文甫、白寿彝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历史观点的批判；第四，以冯友兰为召集人，金岳霖、侯外庐、汪毅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的批判；第五，以黄药眠为召集人，陆侃如、游国恩、罗根泽、王瑶、蔡仪、曹道衡、钟敬文、王元化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文学思想的批判；第六，以何其芳为召集人，余冠英、褚斌杰、李长之、张毕米、林淡秋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中国文学史》的批判；第七，以尹达为召集人，陈炜谟、田余庆、潘允中、赵俪生、高亨、吴文祺、张志岳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考据的方法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批判；第八，以张天翼为召集人，李希凡、蓝翎、钟洛、力扬、许之乔等为主力的，对《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的探讨：第九，以聂绀驽为召集人，刘绶松、刘永济、老舍、胡念贻、吴小如等为主力的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此后55年至62年，学术界对胡适的批判和否定，除了新增对胡适的“反动的教育思想”、“唯心主义语言学”、以及戏剧观点等的批判之外，基本上没有越出以上周扬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所划定的范围。

这一时期，在绝大多数“上恶谥、贴标签、画咒篆”，极尽谩骂、推衍之能事的批判文章中，胡适被从哲学、史学、文学、考据学等各个领域全面而粗暴地否定，并由此揭开了五十至七十年代，近三十年，胡适众叛亲离、“形灭神散”的个人形象史上最为黯淡的时期。欧阳哲生曾在提到五十年代中期的“胡适大批判”时写道：“在胡适研究中，这是一个沉重而令人深思的话题……经过这场运动，胡适变成一个头戴多顶帽子、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胡适的个人学术名誉、学术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关于胡适博士学位的真假，一直有争议。民国八年（1919年），当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倡言“新文化运动”时，胡适“昔为好友，今为仇雠”的梅光迪，就对胡适是否该称为“博士”提出质疑；其后，做过胡适口述自传的唐德刚，也对胡适的博士学位提出同样的质疑。他在《胡适口述自传》的一条注释中，推断胡适博士论文口试结果是“大修通过”，而且必须“补考”，因而迟至1927年他重返哥伦比亚大学，满足了这两项要求之后，才取得博士学位。唐德刚的这一注释，后来多为研究胡适的学者所尊奉，胡适博士学位的悬案也由此产生。余英时通过校勘这一时期胡适的日记，比照其他史料，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是货真价实的。他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除了因‘论文缓缴’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至少到现在为止，尚未出现任何足以致疑的证据，唐德刚先生的‘论文口试’为‘大修通过’之说，仍然是个‘假设’。”

新文化运动期间，鲁迅看到了胡适发表的文章，尤其是《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引起了他对胡适的强烈认同，对其文学革命的气魄、见识十分敬佩。此后，胡适与鲁迅经常一起讨论问题，商定稿件，又书信往来，互借图书资料，关系颇为亲密。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具有影响力的白话小说，以此来表示对新文化运动与胡适的支持。民国十年（1921年），胡适作《西游记序》，但对于《西游记》的原作者，尚不能确定。为帮他考证作者，鲁迅搜集了大量资料，并抄寄了关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许多资料给胡适。此后一段时间内，鲁迅更是处处留心《西游记》的资料，一旦发现新资料就寄给胡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之前的稿本与出版之后的成书，都先后寄给胡适征求意见。而胡适在写《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的过程中，也多次向鲁迅请教。民国十一年（1922年）时的胡适对鲁迅推崇备至，几乎把短篇小说的创作成绩归于鲁迅。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胡适总结五四白话文学的成绩，称“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而鲁迅对胡适同样怀有敬意，在《无声的中国》《怎么写》等杂文中，鲁迅称胡适是文学革新的最先“尝试”者，胡适的日记“一定该好得多”。读了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论著后，鲁迅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21日致胡适的信中赞其“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胡适与鲁迅在早期虽有密切交往，但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以后，因为胡适主张青年学生埋头读书，少参与政治，加之与新月派文人陈源、梁实秋等的争执，以及胡适宣扬“好政府”主义，又受到逊位的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的“垂询”，两人慢慢地疏远、甚至分道扬镳。从民国九年（1920年）代中后期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代中期，鲁迅对胡适成见日深，写了不少讽刺、批评胡的文章。左翼革命文学家鲁迅与右翼文化泰斗胡适，势不两立、水火不容。鲁迅对胡适由褒而贬，由扬而抑，由赞誉而至讽刺、排斥，连原先捧作“警辟之至”的《白话文学史》，后来都指为“也不见得好”了。

但对于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的抨击以至谩骂，胡适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见不闻”的淡定，不气，不急，不理会。迄今为止未见胡适回骂鲁迅的文字。当鲁迅遭到无端谩骂、人身攻击时，胡适却为鲁迅辩诬、主持公道。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苏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适，对鲁迅大肆攻击。她说鲁迅“心理完全病态”“人格卑污”“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胡适于是年12月14日复信，告诫苏雪林“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批评她用“衣冠败类”“奸恶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话”“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胡适还告诉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确评价人物的问题：“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梁启超与胡适的关系，应该可以认作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承先启后范例。梁胡相同之处，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条件，不同之处正可见出时代在迅速的蜕变中。胡适与梁启超的交往分为三方面的：第一是政治上的接触，第二是学术上的见解，第三是彼此的友谊。政治方面，当胡适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梁启超已经名满天下，在胡适的心目中是一个英雄人物。直到完成留学归国，胡适认为国家大任只有梁启超一型的人物有资格承担。但五四运动使胡适“爆得大名”，他的观念有了改变。虽没有舍我其谁的气概，但肯定梁派已经“过气”，不愿在政治上与之结合。学术方面，胡适从知道天地间有所谓学问开始，便对梁启超十分崇拜，他之所以走向学术思想的研究，可以说是受了梁启超的启发。但是后来他们的学术境界不同，见解不同，彼此常有争论而甚至引起不快，但胡梁之间的友谊始终是正面的发展，胡适视梁为“老辈”，备至尊敬。梁氏过世之后，胡适十分悲悼，数十年之后，仍然追念不已。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内阁倍感压力，当时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发起建议应该派三个人同时出任日本驻美大使，才可以抑制住胡适的能力。三个人分别是鹤见佑辅、石井菊次郎和松冈洋右。其中鹤见为文学专家、石井是经济专家、松冈则为雄辩家。

根据诺贝尔奖官方数据库，胡适曾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和1957年分别被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和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讲演。有一次，在某大学，讲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胡适有“民国第一红娘”之誉，由其促成的有情眷属数不胜数。他喜欢看到青年人相恋、结合，并主持过150多次婚礼。这150多次证婚，从已知的记载来看，大多为胡适同辈友人、晚辈学者，成就的多是学界伉俪；婚礼地点也大多为中国国内。而有一桩胡适在美国证婚的婚礼，且有婚礼现场照片存世，却至今未有研究者披露过。《胡适日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12日这天，记载了他在美国的一次证婚。他写道：今天本馆秘书游建文君与张太真女士结婚。张女士是张履鳌先生的女儿，与上海剧团同来，我病在纽约时，他们正在纽约演戏，故建文与张女士常相见，以后就订了婚约，我给他们证婚。

二战结束后，陈寅恪向北京大学推荐季羡林担任教授，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之等人欣然接受，于是季羡林顺利进入北大，和胡适结识。虽然在学术辈分和社会地位上，两人尚有差距，“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胡适的思想就是倡导民主与科学。1927年，他写《我们对西洋文明的态度》，对社会主义持肯定态度。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去了台湾的周德伟把《通往奴役之路》介绍给殷海光与胡适，由殷海光翻译并在《自由中国》上连载，此举引起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反思。胡适晚年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认为社会主义的倾向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间有冲突，开始公开地忏悔，甚至清算自己过去的思想。这和上世纪50年代大陆形势有关，同时他也受到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影响。

胡适墓地位于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面积达两公顷，由台北南港当地士绅李福人捐献，墓志铭由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家王壮为书写，其内容为：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1891年，卒于1962年。胡适生前留下遗嘱，死后遗体火化。胡夫人反对，表示与胡适曾有约在先，后死者有权决定先死者的安葬方法，主张棺葬的。治丧委员会报批后采纳土葬方法。

绩溪胡适故居

故居位于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上庄村，为两进三间砖木结构楼房，占地面积1100多平方米，遗址建在一座平台上，三面依水，一面陆地有防兽沟。始建于1897年，是典型的晚清徽派建筑。

故居内部装饰以隔扇、窗栏、撑拱和雀替为主，分前后两进，中以户牖相隔。当年胡适和母亲冯顺弟便住在前堂西房，与西房相通的厢房是胡适念书的书房。胡适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故居内现陈列着胡适生前的部分著作，书信手稿以及有关介绍胡适的文章。故居于1987年对外开放，1998年被列为安徽省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胡适故居

胡适故居位于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320弄，民国十五年（1926年）5月间，胡适在租了该幢洋房。当年楼下是客厅、厨房、餐厅和卫生间。楼上大间是胡适和夫人江冬秀的卧室，旁侧小间是胡祖望和胡思杜的卧室，另一侧是胡适的书房。胡适在上海寓居时，接受光华大学教授聘任，同时又与徐志摩、梁实秋、邵洵美等筹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

首届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

1992年11月1日—5日，黄山文化书院、黄山市社联、徽州师专发起，安徽大学主办，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华东师大哲学所、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安徽省古籍办联合举办的首届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在安徽省黄山市齐云山举行。来自全国8个省市30个高校科研机构及其它文化学术团体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胡适全集》出版暨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

2003年9月18日上午，《胡适全集》出版暨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于北京大学交流中心大厅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选、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等出席了会议。

“胡适的学术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年4月17日至18日，胡适研究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胡适的学术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及台湾，香港地区和内地各省市的6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胡适的学术与思想”这一主题展开了学术讨论。

“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年12月17日上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胡适研究会、香港珠海学院、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共同发起的“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开幕，近百名中外学者参与讨论。开幕式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主持。

陈独秀、胡适与他们的时代—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研讨会

2020年8月25-26日，为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在艺在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联合举办“陈独秀、胡适与他们的时代——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主题学术研讨会。

“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

2020年8月25日，“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于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举行。特展为期一周，将展出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胡适等9种重要文献。包括目前最完整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以及胡适与友人往来信札等。北京站落幕之后，特展将开启全国巡展，9月初前往上海、南京、杭州，最终回到陈独秀与胡适的故乡安徽。

“胡适奖学金”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自2016年开始合作设立“胡适奖学金”，奖励包括历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各学科在内的胡适研究学位论文。首届颁奖典礼于2016年12月17日在胡适纪念馆举行。首届获得者为席云舒、张书克、林建刚。

胡适研究奖学金

胡适研究奖学金由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出资设立，目的是为鼓励安徽大学博、硕士研究生进行胡适研究。凡安徽大学历史学或校内其它各学科博、硕士研究生以胡适学术主题或与胡适研究论题密切为研究范围，论文答辩成绩良好以上学位论文皆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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